文/闫肖锋
发于2020.8.10总第95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中国人均GDP最低的四个省中，云南“荣列”其中，但云南人民还是很快乐的。可见许多事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。有人说，不要热衷海外移民，在国内移民就不错，将来挣够钱就移民到云南。
我曾多次听朋友畅谈，大理民居一年租金不过万把块钱，暂住一年如何优哉游哉。甚至有媒体人辞工到大理开客栈的。但这种故事说来兴奋，说完就拉倒了。
云南曾是我的一个心结，最早来自我的导师费孝通。上世纪30年代的兵荒马乱，让“文青”费孝通向往逃离到大理。他写道：“三年前有一位前辈好几次要我去大理，他说他在(洱)海边盖了一所房子，不妨叫做‘文化旅店’。凡有读书人从此经过，一定可以留宿三宿，对饮两杯。而且据说他还有好几匹马——夕阳西下，苍山的白雪衬着五色的彩霞，芳草满堤，蹄声得得；沙鸥仿飞，悠然入胜——我已经做了好几回这样的美梦。”
费孝通尤其怀恋洱海的小罐“烤茶”：沸水冲入，顿时气泡盈罐，少息倾出，即可飨客。味浓，略带一些焦气，没有咖啡那样浓烈，没有可可那样腻。它是清而醇，苦而沁，它的味是在舌尖上，不在舌根上，更不在胃里，宜于品，不宜于解渴。自从尝到了烤茶，费孝通才恍然自悟，原来30多年来并未识茶味。
“笛声叫破五湖秋。整我图书三万轴，同上兰舟。”多少年后，我也有过一次未遂的大理计划。
打定主意那会儿，我像是着了魔似的，一联想到大理那山那水就禁不住嗨起来。大理于我，倒不是苍山洱海、风花雪月，而是太阳下漫长的下午，浑身都晒酥到骨头缝儿的慵懒。我以为，那是回到自己的本性——我本懒人。
心动不如行动，我当初的大理计划是当一名普通讲师，比如讲个什么大众传播或民族学之类。我还真被安排试讲了一次。当晚与大理文学院老师吃饭时方知，人家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北上广来的人当回事，不信我会真想留下来。我们还想奔向大城市呢，你却逃来小城市？你总不能告诉人家你是来大理晒太阳的吧？
对一个像大理这样的三四线城市滥情，就像是一场恋爱。一见钟情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初见总是美好的，掩盖了对方的一切缺点，一切都往好里想。渐渐明白，这不过是自己的想象罢了。旅行是一回事，在这里讨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大理的一些朋友，住久了会特拧巴，彼此会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，初来时他们是何等洒脱啊。
《新周刊》的孙冕跟我说了他的一次看病经历，不过看个牙痛，那种三流医院的混乱与低效让他产生了空前的无助感。后来我采访当地官员时，对方也反复强调大理不要有“路边小店”思维，可见“等靠要”不思进取的问题很严重。
可还是不断有人实施他们的大理计划。比如那位写下“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的女士，她的大理计划实施得就不错，至少现在看如此。西谚云：到过一次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，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却一句也说不出。大理就是那种能让你说上一辈子的地方。但待上一年半载，我保准你又会怀念自己的母城，想回家看看。
不错，GDP和幸福感是两回事，幸福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，但GDP不仅代表经济实力，也表征着城市管理水平和生活方式、观念的现代性。人总是觉得生活在别处，可旅行回来，唉，还是觉得家里好。
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切换人生。春夏在云南，秋冬回北上广，来回切换，不枉此生。岂不美哉！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29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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